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一、“走西口”的历史背景

首先，清代人口压力大，迫于生计，成千上万晋、陕等地百姓，涌入地广人稀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明末清初天下大乱，经过清前几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至清中期，大一统局面最终形成。加之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康乾盛世时期，全国人口急剧增长，形成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雍正年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原、河谷和易开垦之地都已成为农田，人烟稠密。乾隆末年，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乾隆帝谕曰：“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人口，共三万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余民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 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地矛盾尖锐。于是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计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走西口”就成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百姓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口外蒙古地区地广人稀，移民的迁入，缓解了迁出地的人口压力，又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

其次，内蒙古地区的招垦吸引了不少内地汉民前往。中西部内蒙古地区一直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这种经济原始而又脆弱。它不能完全满足牧民生活所需，又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最终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口外蒙古穷困的状况。内蒙古归化土默特地区背靠阴山，土地肥沃、平坦，又有黄河流经便于灌溉，十分利于发展农业。蒙古牧民耕种水平很低，常常是“有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 于是，一些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请求“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一同耕种”。康熙帝于1698年同意了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鄂托克旗)贝勒松阿拉布的奏请，将陕西边外东林他拉、苏海河噜等蒙地交与汉人耕垦。这样“沿边数州县百姓岁岁春间出口，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雍正时实行“借民养地”政策，下令内地灾民可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嘉庆朝“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在政府的默许下，“走西口”进入高潮阶段。随着“走西口”的兴盛，内地农民大量流入口外开垦种植，并帮助许多牧民掌握农耕技术，使内蒙古西部农业得到极大发展。

最后，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向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的特征。但至明代，南方地区出现人口饱和，甚至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清代以来，全国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内地人满为患。这时大量内地人口开始向东北、西北等边缘地区迁移，形成内地向边疆扩散的移民浪潮。“走西口”作为近代以来移民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北人民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人口压力大，是产生“走西口”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地理上的毗邻，使晋陕贫民在移民过程中具有区位优势。山西人成为“走西口”的主体，是社会、经济、地理等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自我调节，同时，它客观上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二、西口与走西口对河套文化的影响

（一）关于走西口的“西口”

流行于晋、蒙、陕、冀交界处的二人台剧种中，有一出最富有代表性的剧目就是“走西口”。该剧的剧情叙述了新婚不久的太春玉莲夫妻，迫于生计，丈夫不得不出口外谋生而忍痛别离的故事。剧中那依依恋眷的表演和撕心裂肺的唱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戏剧“走西口”外，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走西口也有相传。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到底是指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泛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西口”是戏剧所叙，就不一定在“实”字上加以考证，清代山西遭年馑绝非一次两次，大批饥民外出谋生也就不会只走一条路。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就可以理解为山西西部沿黄河北上直至大同北郊晋蒙接壤的各条道路。

概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口”是指秦晋两地到内蒙甚至宁夏一带的各个通道关口。他们的依据是，既然剧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舱，你（千万）莫要坐船头，要小心（哪个）河上风摆浪，把哥哥你摆在河里头”的唱词，那么走西口的途中必定有坐船渡河的地方。而黄土高原唯一可撑船摆渡的河就是黄河。照此分析，走西口的通道口就是在河曲、保德范围之内的大路小道为妥。

特指说。这里对“西口”的特指，就是指山西北部的杀虎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走西口的现象由来已久。从明末开始直至清代以及民国年间从未间断。彼时的杀虎口正是闻名遐迩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行人熙熙攘攘，有香车宝马的达官贵人，但更多的是破帽缕衣外出谋生的贫民百姓和创业的铮铮汉子。当时号称塞北两大口的就是张家口（东口）和杀虎口（西口）。综合民间、官方、文艺戏曲、现实遗迹等情况来作全面的分析可确定，走西口的“西口”就是杀虎口无疑。

（二）走西口对河套文化的影响

"走西口"之所以说是文化，既有它的产生，形成，发展。虽然不及内地文化那么辉煌悠久，但是，它却是明清时期由山西、内蒙古（原绥远）、河北（张家口原察哈尔）、陕西形成而发展的一种极有地域特点的地方文化吧。“西口文化”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西口文化”研究的实质是要探究在“走西口”过程中长城内外文化、经济交流的历史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和形式，从而构建今天的“西口文化圈”或“西口文化链”，为促进西口内外地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服务。因此，“西口”的诠释无疑对于确定“西口文化”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西口”的诠释应该是历史的、全面的、理性的和开放的，应该特别注重加强由于“走西口”这种历史现象而引发的有关“西口”及“西口”周边地区的发展变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准确诠释“西口”的基础上，深刻揭示“西口文化”的真正历史内涵。

“西口文化”则北方独特的历史现象，西口文化是上千年前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交汇交流所产生的文化形态，包含了军事文化、政治文化（朝贡与政府管理）、经济文化（财政制度的独特性）、商业文化（晋商旅蒙、俄）、民族融合、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而其定义则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基点，军事文化为基础，明清时期与南方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俗文化现象。走西口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移民现象，西口文化应该看成一种移民文化。也就是说，西口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商业交流、移民、民族融合等方式，不断与其他文化现象融合，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历史文化现象，没有西口外，就没有西口文化。因为它本身就是蒙汉民族共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西口文化对内蒙古归化、绥远、包头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到清代后期，归绥地区除了蒙古族和少量的满族人外，大多数都是走西口过去的汉人，其中又多数是山西人。从行业划分，他们中有农民、商人以及工匠等。共同的利益和习惯，使这些走出口外的人在归绥地区组织了很多同乡会社、行业会社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逐步深远。呼和浩特75%的人是当初走西口者的后裔，现在这里的语言与山西方言还是很接近的，比如，把“爸爸”叫做“大”，把舅母叫做“妗子”，说明天是“明个儿”，“绿”是“路”，“奇怪”是“日怪”等等。山西移民的大量涌入，为方言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走西口不仅使以上地区与山西具有一种长久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使这些方言深深刻上山西方言的烙印。了解方言的特点，便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山西移民对方言形成的重大影响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明末请初，山西民众开始走西口，在随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间断过。山西移民来到塞外，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为了互相帮助和易于交流，通常以同乡的形式聚居，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一个村与一个村的居民构成不同，其方言也有差异。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融合，最初形成各自村落时那种比较大的语言差异已经不是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具有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所以还存在不同之处。如呼和浩特土左旗、包头土右旗一带的居民，往往把ang发音为e，如“厂”发音为“扯”，“上”发音为“社”，“壮”发音为“坐”， “创”发音为“错”等。又如土右旗苏卜盖乡东老杖营村村民，其祖上大多来自山西忻州地区，所操语言有明显的忻州方言特点，把ang发音为ie，如“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生火”为“凳火”，“鞋”发音为“嗨”。如“聊天”为“倒喇”、“嗝塌” 、“打塌嘴”，“突然”为“忽喇巴”，“贼”为“呼拉盖”“贼忽喇”。典型的在一些地区没有G、K、H、Zh、Ch、Sh与uang的组合这个音节，“黄”不念huang,而是念“杭hang”，“光”不念guang,而是念“刚gang”，“筐”不念kuang,而是念“亢kang”，“装”不念zhuang，念“脏zang”，“窗”不念chuang,念“仓cang”，“双”不念shuang，念“桑sang”。最常见的“圐圙(kulue)”现在部分汉语写为：库仑，原意为：放牧的草原，在呼和浩特附近有：大厂圐圙、小厂圐圙的地名，但是在以前称漠北（蒙古国）为“大圐圙” 。方言还吸收了大量蒙古语、满语词汇。蒙古语被吸收进汉语，大约从宋代就已经开始，尤其是元朝蒙古族入驻中原后，蒙古语进入汉语的现象尤为普遍。其后，自从呼和浩特的新城（绥远）建城以来，满族人的语言也极大地丰富了周围的汉语言词汇，自然也继承了其中所吸收的蒙古语，形成了很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大量蒙古、满语语词汇的吸收，不仅丰富了这些地区方言，同时也使其具有了不同于山西方言的地方特色。

“走西口”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山西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改善塞外人口结构，促进塞内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来看，开展“走西口”的研究，不论是对丰富西口内外地方文化资源的内涵，还是对推动地区间文化的交流，促进地方经济的振兴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